1974年的一个冬夜，十二月十六日，毛主席在长沙的客厅里问：“你看这些人该怎么安排？”他拿起那份名单，声音有些沙哑。周恩来接过名单，沉思片刻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毛主席又说：“都放了吧，办个欢送会，好好吃一顿，每人给一百块钱。”几句话，几年来的筹划终于有了最终的决定。
话音刚落，周恩来就立刻通知公安部，要求在三天之内了解所有未获特赦人员的身体、家庭和思想情况。华国锋紧接着把电话重重放在桌上说：“主席要大刀阔斧，我们就得抓紧时间。”与1959年第一批仅33人的初步尝试相比，这次的目标是确保一个不落。
从1949年开始，俘虏营里关了很多国民党的军官。那时候，台湾还没被解放，战争的威胁一直存在。对于这些俘虏，是判刑还是释放，是处决还是宽恕，中央政府选择了第三条路——先进行改造，再观察情况。刘亚楼还开玩笑说：“让他们先种几年菜吧。”谁也没想到，这个“种菜计划”竟然持续了整整十年。
1956年初，东风渐起，和平解放台湾的议题被提上了桌面。处理战犯的速度也随之加快。公安部将病残战犯的名单上报，希望能先释放一些。毛主席批得干脆：“表现好的战犯也要考虑。”周恩来则稳住阵脚，提议先挑选十来个看看效果，别一下子全部释放，以免引起社会情绪的波动。于是，1959年国庆前夕，首批特赦名单公布。
那年冬天，北京西花厅里灯火通明，黄埔军校的老同学杜聿明、王耀武等十位将军整齐地站成一排。周恩来拍了拍杜聿明的肩膀，语气就像当年在课堂上一样平和：“重新来过吧，路还长着呢。”杜聿明低头道歉：“学生愧对先生。”这句话让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柔和起来。也是因为有了这种温暖，后来释放了更多的将军。
1966年左右，国家形势变化多端，特赦的人越来越少，但政策没变：“不杀一个，分批释放”。周恩来经常提醒公安部要照顾年纪大、身体不好的犯人，“别让老人们在监狱里去世”。然而，实际释放的人数并没有增加，因为很多人是病死在监狱里的。1974年，一份要求“加快安置”的报告就这样送到了长沙。
主席指示的“欢送会”可不是做做表面文章。抚顺、西安、济南和北京四地的293位老人，都换上了崭新的蓝色便装，手里拿着背包、粮票以及一张新印的一百元。押送的工作人员私下里感叹：“几十年来，第一次见到他们这么有精神。”当列车缓缓驶入北京站时，车厢里竟然自发地响起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虽然音调不太准确，但没有人阻止。
在北京饭店的大宴会厅里，六十张桌子依次排开，叶剑英、华国锋与被特赦的人们坐在一起。老将军李子亮提到他的两个孩子分别在香港和美国，话音刚落，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就记了下来。三天后，李子亮拿到了去香港的手续；一周后，他终于在旧金山见到了自己的儿子。沈策举起酒杯，眼眶湿润地说：“能让我的女儿来大陆看看吗？”负责联络的干部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可以！”
酒喝了几轮后，公安局请来了摄影师给每桌拍照，还特地多洗了一张给我留作纪念。几十年前，他们被拍照是因为被视为“战犯”；今天，镜头捕捉的却是普通人的笑脸。有人低声说道：“这辈子兜了个大圈子，又回到了原点。”
吃完饭后，并不意味着“各回各家”。周恩来把文化组的一张名单递了过去，点名让杜聿明、杨伯涛等人写回忆录，“亲口写，更有说服力，可以给后人做教材”。有人不好意思地说自己只会拉兵打仗，不会写文章，周恩来笑着摆手：“实话实说就是文章。”
农村的工作安排也是有讲究的。愿意到乡下工作的，每个月会有二十元的补贴；身体不太好的，可以去北京的一些老干部医院疗养。对于像卫立煌这样资历深厚且愿意出力的老同志，他们被邀请到了政协文史资料室工作，在档案堆里忙碌得很开心。即使七十多岁了，这些老同志还经常坐公交去上班，就像那些被返聘的退休老工人一样。
他们获得特赦后，并没有被置之不理。通过电话、广播和座谈会等多种方式，人们积极联络。一句“你们与台湾的老同事联系最方便，写信比我们登报更亲切”成了联络工作的口号。实践表明，这种方法很有效：几年间，许多两岸分离的家庭因此重新建立了联系。
有人会问，对过去的对手提供食物、金钱和工作机会，这样做值得吗？答案可能就隐藏在那些长长的名字背后。当社会充满坚定的信心时，宽容便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。1975年春天，北京城外的海棠花开得正艳。那一车穿着蓝色制服的人在晨光中下车，没有人再称呼他们为“战犯”。他们只是过了半百的普通人，准备开始他们余下的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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